绕径寒云拂步生，巑岏青嶂压孤城。
东连华岳三峰小，北拥萧关大漠平。
山外烟霞闲隐见，世间尘土自虚盈。
劳人至此深惆怅，樵唱悠悠何处声。
这是清代诗人梁联馨写的《六盘山诗》。说起马政，我们就要谈谈秦王朝发家的地方陇右——六盘山。六盘山也叫陇山，在古代六盘山是指六盘山山脉，这条山脉与渭河平原南部的秦岭整体呈丁字形相交。而渭河就是这两条山脉的分割线。由于六盘山的分割，关中地区与陇右地区形成不同的农业生产方式——关中地区以种植业为主，陇右地区以牧业为主。
“陇”地之所以称之为“陇”，得名于陇山，中国古代有“东为左，西为右”的说法，因此陇山以西地区也就被称作“陇右”。汉武帝远征匈奴，打通西域，“陇右”的概念被向西延伸至河西走廊一线，就是后世的甘肃省，因为河西走廊狭长，甘肃省的样子就像一个哑铃。到了唐朝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设“陇右道”，辖陇山和嘉陵江以西，直至今中亚地区。这是唐朝最重要的省级管理单位，护佑着大唐关中的安全，陇右要出事，大唐就完蛋。
在西周，陇右的核心地区只在陇山的西侧，渭河上游的“天水”是它的中心。天水的地形要比周边地区略低。这就是最初的陇右，也就是秦人最早生活的地方。为何说陇右呢？因为这里产马。
马政，指我国历代政府对官用马匹的牧养﹑训练﹑使用和采购等的管理制度。既然马政为国家重务，马政即成为政府行政的重要内容，养马即成为百姓的重要义务。
骑兵代表古代战略投送能力，定位相当于近代的坦克，今天的战斗机。在古代中国只有两个地方产马。一在东北，一在西北。东北即所谓蓟北之野，即今热察一带。西北即甘、凉、河套一带。一定要高寒之地才能养好马。养马又不能一匹一匹分散养，要在长山大谷，有美草，有甘泉，有旷地，才能成群养，才能为骑兵出塞长途追击之用。
养一匹马所需的土地，拿来种田，可以养活二十五个人，这是在农业社会里要准备战争一大缺点。所以漠南天然牧场一旦失去，中原地区想养马，就要从人的嘴里夺粮食去喂马，代价太大，农耕民族只能用丝绸和茶叶去游牧民族那里换马匹，战马掌握在游牧民族手里。历史上一旦农耕或游牧政权建立起农耕+游牧复合型帝国就碾压对方。
历代古代中原地区因为缺乏大量优秀的战马而无法消灭周围众多的威胁力量。在冷兵器时代，战马不仅是冲锋陷阵、克敌制胜的极为重要的军事装备，也是驿站、后勤保障的主要战略投送能力运输工具，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因而备受关注。
也就是说，从春秋战国一直到后世的宋元明清，如果占有东北或者西北的马场，这个时候的国力还是不错的，如果丢掉马场，就只能蹙国丧师，被动挨打。
西北马场是甘、凉、河套，这三个地名在历史上都是非常有名的。甘就是甘肃，也就是历史上的陇右；凉就是凉州，河西走廊，河套就是黄河河套地区，这三个地方因为是
天然的马场，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说起这些马场，我们就不得不提起一直在汉族西面和北面生活的游牧民族。从西周开始，汉族以中土自称，中土以外于是有了四夷：东夷、南蛮、北狄和西戎。
《尚书·大禹谟》：“无怠无荒，四夷来王”；《礼记·王制》：“东曰夷、西曰戎、南曰蛮、北曰狄”。《春秋》在庄公三十二年记载：“冬，狄伐邢。”这是《春秋》中第一次出现狄的记载。这时晋献公在位，与狄人的关系错综复杂，但戎与狄常常混称。
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在上古时代，我们的祖先从马背上下来，首先在关中渭河盆地开垦荒地，种植农作物，从游牧民族转为农耕民族。人口增加之后，再从渭河盆地出发，一支向东沿着黄河进入河洛地区，一支过黄河向东北沿着山西的汾河进入汾河谷地，再以这两个地区为中心向四面八方开拓领土。这个过程是非常艰辛的，是在和其他游牧民族血与火的不断搏杀中拓展汉民族的生存空间。这个过程历经五千多年没有中断，这是世界民族史上的奇迹，期间无数的民族倒在血泊之中，不为历史记载。
中华民族刀光剑影的历史被儒家美化，于是有一个奇葩传说风行了几千年，就是上古时期的禅让制度。禅让成为中国政治史上的美谈，一直为后人所津津乐道。其实，所谓的尧、舜、禹禅让，完全是虚构，根本就不可能存在。
关于尧、舜、禹之间的关系，《尚书》中的《尧典》、《舜典》、《大禹谟》，《论语》以及《孟子》等书都有记载。
《论语》中没有明确讲三者是禅让关系，仅《尧曰》说：“尧曰：‘咨！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我们无法根据这些话就断定孔子肯定了禅让说。
其后的《墨子·尚贤中》说：“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尧把天子的位置让给舜，并不能证明禅让制的存在。而且墨子主张非攻，说出的话很有可能是被改编的。
第一次明确认为三者为禅让关系的是《孟子》：“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在这段话里，不仅孔子承认禅让制，孟子对禅让说更是深信不疑。
而另一位儒家大师荀子则否认禅让制的存在，他在《荀子·正论》中说：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禅）让。”是不然。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夫有谁与让矣！……故曰：诸侯有老，天子无老，有擅国，无擅天下，古今一也。夫曰“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
《荀子·非十二子》曾批评孟子说：“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
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明确指出子思、孟子自己造出许多故事言论，并把这些故事言论说成是“先君子”之言，结果后世小儒就信以为真了。荀子这样讲，当然也包括了尧、舜、禹禅让之事，因为孟子说禅让说出自孔子。
荀子的弟子韩非云：“古之所谓圣君明王者，……逼上弑君而求其利也。”彼曰：“何知其然也？”因曰：“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察四王之情，贪得人之意也；度其行，暴乱之兵也。”（《韩非子·说疑》）
上古时期到底有没有禅让制度众说纷纭，一时下不了结论。西晋王朝立国之初，因一次盗墓事件，挖掘出了大量的竹简文史资料。后来晋武帝司马炎（236—290年）安排史官研究破译整理出来：《名》三篇、《大历》二篇、《易经》二篇、《国语》三篇、《穆天子传》五篇、《琐语》十一篇、《纪年》十三篇，可以说所获取的文史资料非常丰富。
尤其是《纪年》十三篇尤为珍贵，记载了上古三皇五帝时期到战国魏国时期，近1800年的历史。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导致东周之前的中国史书都已亡佚，这套《纪年》十三篇成为唯一没被焚烧掉的上古历史书籍。晋朝文史官员经过研究注释，将《纪年》十三篇注解为初释本和考正本，题名《竹书纪年》。
秦汉之后研究战国之前的历史，主要是参考《春秋》和《史记》，这两部经典史书才是正朔和权威。但是《竹书纪年》的出现颠覆了许多《春秋》和《史记》所记载的上古历史。虽然《竹书纪年》大部分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与《春秋》和史记基本吻合，但是记载的立场却相差很远。甚至完全与我们认知的历史不同，现举例如下：
一、《春秋》中的尧舜禹实行的禅让制，在《竹书纪年》中被推翻。《竹书》是这样描绘禅让制的：舜囚禁尧，夺取帝位；杀死同党称为四凶；禹据夏地抗舜，流舜于苍梧后杀死。
儒家学者在《春秋》中所推崇的上古三皇五帝的禅让制，《竹书》中被描绘成厚黑、宫斗、血腥的夺权战。所谓禅让制根本不存在，有的只是血淋淋的你死我活的争权夺势。
二、《竹书纪年》记载一代贤公伊尹是这样记载的：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七年，王潜出自桐，杀伊尹。直白的意思就是伊尹将年幼的商王太甲流放，自己直接篡位，后被杀。
而《春秋》和《史记》都记载是因为太甲贪玩被伊尹关闭，后太甲承认错误，伊尹复位太甲并辅佐他治理国政。如此明君贤臣的典故在《竹书》却被颠覆，一代大贤伊尹完全是个乱臣贼子了。
三、关于被后世所推崇的周公辅政的历史，《竹书纪年》根本没有提到。周公、召公联合执政的事迹在《竹书》表述为：诸侯国共国伯和代周天子执政，甚至连周成王重大的活动都没有记载。
按说伊尹的事迹都记载了，周公这么大的人物《竹书》不应该忽略。以至于很多人怀疑所谓的周公辅政是儒家学者根据伊尹的事迹杜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