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夏其他们寻找方老爷子下落的时候，老袁已经带着他的高科技装备成功地完成了任务。
财政局招待所的房间里，摆放着一台录相机、彩色电视机和几个叫不出来名字的设备，夏其和雷小胖就见老袁拿着这些东西捣估了一阵，电视机里就放出了一段影像。
屏幕里，老袁毕恭毕敬地对裘主任说，他又去跑了几个学校，但还是觉得实验一小教学质量最高，所以和家里人商量一定要争取到这里来借读。不知道校长办公会讨论得怎么样了？
裘主任继续打着官腔应付，东拉西扯，含含糊糊，就是不说正事。
过了一会儿，老袁摸摸索索地从挎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
他把信封对着镜头拍了一个特写，然后又把里面的东西抽了一点儿出来，赫然是一沓外汇券。每一张的图案都是灰黑色的，上面画着万里长城，标着“100元”的字样——这就是中国银行发行的1979年版的百元面值的外汇兑换券。老袁用手指把这一叠整整齐齐的钞票轻轻搓开，这下能清楚地看得出来总共有十张，价值1000元。
在改革开放初期，来华访问的外国人、归国的华侨和港澳台同胞日益增多，而中国的市场供应还非常紧张，国内居民的日常用品，像什么粮油、肉、布等，还实行定量供应，需要各种各样的票证才能购买。为满足来华的外国人及归侨的需要，国内也兴建了一批宾馆和商店。然而，当时国内是禁止外币流通的。为了便于他们在这些场所购买物品和支付费用，同时又使他们区别于国内居民，中国银行开始发行外汇兑换券。外籍人士须将所持外币在中国银行或指定的外汇代兑点兑换成外汇券，并在指定范围内与人民币等值使用。离开中国大陆时，他们可以选择将外汇券换回硬通货或留着以备下次来华时使用。很多外国人当时都管外汇券叫“旅游货币”。
这1000元外汇券可不是一笔小钱，这时候人民币最大的面值是10元，普通人每个月工资也才七八十元。而且，虽然国家规定外汇券和人民币是等值的，但在黑市上，它的价格却要高出一半，这是因为，外汇券可以在涉外宾馆、友谊商店、免税店买到其它地方看都看不到的进口商品，这就是一般老百姓可望不可及的了。
镜头又切换到了对面，果然，裘主任的眼睛一下就亮了。
老袁把钱装了回去，将信封塞到裘主任手里。
夏其看到，裘主任一点儿也没有推辞，接过来就打开办公桌的抽屉装了进去。然后又装模作样地说了几句场面话，最后才慢吞吞地说，经过他做工作，校长办公会基本上通过了，过几天就可以办手续。
老袁装出一副惊喜的神情，点头哈腰，连连道谢。
“这下裘主任算完蛋了，证据完全无懈可击。”夏其赞叹说，“而且拍摄角度也很巧妙，看不到老袁的脸，谁都查不出来送钱的是谁。”
“你傻呀，微型摄像机装在老袁的包里，想拍他也拍不到啊。”雷小胖有点鄙视他拍马屁的行为。
“这些角度和语言我事先都经过周密设计的，你们别以为很简单。”老袁得意的说。
“只是这清晰度不咋的，也就街头录相厅的水平。”雷小胖就看不惯这副德行，忍不住打击他。
老袁无奈地摇摇头：“这个没办法了，我用的胶片录制，理论上是可以达到超高分辨率的，但要转成可以播放的录相带以后，只能做到这个程度，我总不可能自己再造一台高清播放机吧。再说，就算造出来也没用，去举报他的时候还要再附送一台机器不成？”
“行了，这已经很不错了，小胖你就不要吹毛求疵。”技术问题夏其当然是站老袁，忙打圆场说。
然后他们又商量下一步的行动。夏其建议直接把
录相带寄到区教育局，同时写一封举报信把前因后果交待清楚，然后静待处理结果就行了。
雷小胖不放心，说万一老裘在教委有关系，把这事儿压下来怎么办？
夏其也觉得有理，毕竟是匿名举报，单位不受理也说得过去。现在社会上开始出现贫富差距，很多普通群众对特权阶层很反感，就把这种情绪发泄在举报信里，政府机关经常会收到各种各样的信，但其实很多查无实据。而且，由于写信成本低，但效果很不错，因此也出现了鱼龙混杂的情况，很多人对自己看不惯的，或者官场上的竞争对手，时不时就这么搞一下，街头巷尾流传的顺口溜就这么说：“贴上八分邮，告他人咬狗，调查几个月，不死也够受。”
“不如多复制几份，给纪委、公安、教育局都寄过去，准让他吃不了兜着走。”雷小胖继续出主意。
“还有《西洲日报》，也弄一份去。”老袁最近报纸看得比较多，深切地感受到了舆论监督的强大作用。
作为媒体人出身，夏其当然也知道这一点。而且这个时代的报纸，权威性和话语权都非后世可比。《西洲日报》虽然是市委机关报，但也专门开设有热线电话，供读者投诉举报之用，以体现对民生的关怀。如果报社感兴趣，派记者到教委和学校采访，那就闹大了，老裘很有可能被作为典型处理。
商议停当，老袁马上开动机器复制了几份录相带，夏其奋笔疾书写了一封言辞恳切而又不失犀利的举报信。雷小胖则找前台要了一本西洲黄页，上面有各大机关的地址，他把要寄的几个地方抄了下来，又去招待所旁边的小买部了几个大信封和几枚八分钱的邮票，物料这就算准备齐全了。
“贴上这八分邮，老裘不死也够受。”雷小胖举起信封和邮票，模仿着那段顺口溜，兴高采烈地说。
夏其瞧了他一眼，也忍不住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