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小谢与梅社旖旎在异国风光中的时候，吴总出手了。
事情的起源非常偶然，某天发行部的一名员工到书刊市场去发货，正好遇到一位熟识的书商说要退一批货给他。那位员工拿起书一看，感觉不是报社出的，但书名和内容又似曾相似，出版社也是报社经常合作的那家，而且装货的纸箱还都印着报社的名称。他也不敢确认，于是把书带了回来准备给领导看看，是否有内容和发行外包的图书。
巧的是图书部主任谢洪意和分管领导梅立华都去德国书展了，发行部主任何大刚也不敢肯定，于是把书交给了吴总。
老谋深算的吴总一看就明白了，这书绝对是假的，而且既然用了报纸装货的纸箱，肯定是内部冒用报社名义出的，抄袭的就是报社以前曾经出过的一本畅销书，他清楚地记得，当时梅立华因为这本书卖得好，在会上还大大吹嘘了一番。而这本书，从封面，到内容、版式都几乎是一样的。
他立即让何大刚把那本书取来，两相一对比，果然，假书连书号都是直接照搬。国内对出版业的管控是非常严格的，一本书一个书号，必须由当地省级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想必是盗版的这个人无法搞到书号，就打起了这个懒主意，但这样一来，性质就完全变了。如果自己用的正规书号，大不了是个抄袭，而现在可以按盗版处理，那就是彻头彻尾的违法行为了。
而且，这也坐实了肯定是内部人士所为，因为按规定，印刷厂必须看到出版社开具的印刷委托书才可能开工，盗版书是没有委托书的，而看书的印刷质量，也不是一般的地下工厂能做出来的，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是内部人士借用了以前的委托书，以加印的名义让印刷厂印出来的。
能做到这一点的，也不可能是普通的员工。吴总知道，这与谢洪意肯定脱不了关系，就不知道梅立华是否参与？
很快，何大刚从印刷厂那边也得到了消息，此书确实是谢洪意去联系的，印厂销售科的王科长说，谢洪意告诉他，这本书卖得很好，准备再加印一批，以第二版的名义再卖一次。这种做法也是行业内的常事，王科长不以为意，很快就下厂印刷了。只是谢洪意也忘了一点儿，每次印刷厂完工发货，都是用报社订做的纸箱，这批货自然也装在了印有报社名称的纸箱中发到了书刊市场。而二渠道的书商都是个体经营，对库存的管理相当粗放，伙计一看是报社的箱子，直接就做到了报社的供货里面。
就是这一个小小的疏忽，让谢洪意自以为不可能出事的计划暴露了。
这件事梅立华确实还不知情，是谢洪意看到那本书卖得好，不由动了心眼，想自己来悄悄搞一笔钱。他找了广州一个熟悉的书商，谈好以这个书商来代理全国总发行，两人按五五分账。他自己则把书稿弄出来，找了一个私人工作室重新排版制作，然后让印厂按书商给的发货清单打包发到物流公司。
按照正常流程，即使有问题也会报到他这个主任这里来，即使越级上报到了梅社那里，他自信也有办法糊弄过去。也合该他出事，恰巧是他们俩一起出国的时候被人发现了。
吴总立即展开了雷厉风行的调查，根据在物流公司的查单结果，发货那天，签字的是发行部主任，但字迹明显对不上，发行部主任自己仔细辨认后，觉得有点像是谢洪意的笔迹。
吴总心思细密，将谢洪意的照片交给物流公司，因为谢洪意平时不会去发货，所以有人一看就把认出来了。有一天，是他自己一个人来的，说是发行部主任临时有事，让他来帮忙发一下货——这其中必然有问题。
这时候报社内部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远在德国的谢洪意接到了发行部的电话，大惊失色。他的脑子开始快速地转动——如何处理这个危机——急切中他想到了一个主意，赶紧跑到隔壁梅立华的房间，将事情的经过和自己想出的主意告诉了她，央求她一定帮自己遮掩过去。
梅立华也是又急又气，没想到谢洪意利欲熏心会做出这么愚蠢的事来。但回想这一路来的郎情妾意，又不忍心让他担惊受怕，只好答应了下来。
两人合计了半天，决定就说这个书是受《西商》杂志社主编费厉海的委托，让他们帮忙发行的，至于制作，都是《西商》杂志社搞的，内容他们也没看过，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梅立华立即给费厉海打了个电话，请他出面帮忙解决一下这个事情。
吴总这边正在逐个调查发行部的员工，《西商》杂志的发行部主任就找上门来了。他笑呵呵地对吴总说，费主编让他专程过来解释一下，他们杂志社也想在图书这块试试水，但目前没有相应的渠道，听说消费报最近做得不错，因此就私下找了谢洪意报忙。至于书的内容，费主编的确是让编辑参考一下他们这本畅销书，但没想到编辑们偷懒直接把内容抄了上去，而且连书号都一并用了。这事费主编非常生气，正在追究相关编辑的责任。
不过，他解释说，出书这事事先也和梅社商量过，而且也向商委相关领导请示了，希望不要闹得太大。
这下吴总头有些大了：《西商》杂志也是商委旗下的兄弟期刊，主办单位是西洲商会，西洲有名的企业家像龙溪溪都挂着编委的名头。据说，主编费厉海和商委主管事业单位的邓副主任还是亲戚，如果这事是他们搞出来的，自己还真不好追究下去。
但这种事撞上门来，就这么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面子还是小事，只是的确有些不甘心。
他左思右想，还是没想出一个好办法来。
但很快,这个棘手的问题让江北燕给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