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的细雨冲刷着上海滩。天气渐渐的有几分寒意。
在豫园的湖心亭的茶室里，靠窗口的位置上，坐着两位商人，他们正在洽谈。一位是我地下党上海负责人王庸，一位就是乔装打扮的吉祥。
吉祥对王庸道：“根据我们的线报，彭海清同志被捕的经过是这样的。”
清晨，彭海清同志在家里草草吃了点早点，便撑开一把雨伞冒雨出门，去公共租界华德路竞业里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
临行之际，彭海清同志告诉妻子陈琮英：他“12点回家吃午饭，下午还要到另一个地方开会。”
彭海清同志走后，陈琮英踏着成溪的雨水，买回10个铜板的面粉，4个铜板的“雪里红”，准备午饭。12点到了，彭海清同志没有回来。饭菜热了一遍又一遍，但一直等到天黑，彭海清同志也没有返回。
不祥的预感敲击着陈琮英的心。好不容易捱到天明，她急忙找到相关同志打听消息。
得知彭海清同志昨日已经被捕，现在组织上正在积极想办法营救。
原来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华侨青年张永和被捕时从他身上发现一张写有华德路竟业里地址的纸条，密探就凭这张纸条前来搜捕，先抓了某同志的妻子李灿英和她三岁的儿子。然后就躲在那里守候。
彭海清同志习惯性观察周围没有发现异常，才推开大门，哪知刚走了两步，就被门后窜出来的暗探抓住。
彭海清据理力争道：“我是问路的，你们凭什么平白无故的就随便抓人？”
特务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在彭海清同志身上到处搜查，幸好特务只从他身上只搜到一张电车票。在拉拉扯扯过程中，彭海清同志有意把门口竖着的一个拖把踢倒，使得后面前来参加会议的同志引起了注意，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在监狱里，彭海清同志一口咬定，自己是从江西来上海投亲谋职的失业青年，一口咬定是自己不知道路，是问路的。
听了吉祥的介绍，王庸说：“这个信息很重要，说明彭海清还没有暴露。那这样，这问题我来想办法解决。”
当天晚上，邱扬生买了礼品，包了100块银洋拜访陆大奎，与老“老朋友”“叙旧”，并恭贺他高升。
邱扬生笑着道：“哎呀，老朋友啊，恭喜你啊，这次又荣升了，往后啊，我们也可以沾一点光了。哈哈。”
陆大奎笑道：“哎，你这话见外了。咱俩是什么关系？哈哈，今后您老兄要办什么事，我陆某一定是尽力而为。哈哈。”
两个人笑声不断。
谈兴正浓时，邱扬生话头一转：“督察长啊，我有一远房亲戚因乡下贫穷，带着3岁的小孩在上海当保姆，不料昨天被闵行路巡捕房无故抓走，我急得走投无路，只得找督察长帮忙了。哈哈”边说边把银元呈上。
陆大奎蓄意地推诿一番，把银元塞进抽屉，哈哈一笑，道：“那我恭敬不如从命了，你我也是老熟人了，理应帮忙，理应帮忙。”
陆大奎起身送走了邱扬生，然后，拨通了闵行路巡捕房的电话：“钱探长啊，我说，你们抓人也是不是抓出来了是吗？佣人是共产党，那三岁小孩刚刚开始学说话，他也是共产党？你们不要让全上海滩都笑掉牙。这女人我也知道，我陆某担保，赶快放人。”
钱探长也是个聪明人，陆大奎毕竟是自己的顶头上司，也得罪不起。他既然发话，那自己何必如此认真呢。不说其他，也得为自己的后路想想。于是笑着道：“既然您督察长如此说了，这点面子总的要给的吧。哈哈。那这样，把那母子先给放了，至于，那男的嘛得走一下程序，反正我们又没有亏待他，没有问题再放人也不迟，您看如何？”
陆大奎道：“反正啊，你要告诉你的弟兄们。往后做事不要毛手毛脚的，不要自己给自己添麻烦就是了。”
钱探长笑着连声道：“是！是！”
钱探长挂上电话，马上对手下道：“去，去！去把那母子两给放了。”
手下惊奇地问道：“探长，还没有审讯就这样莫名其妙给放了？”
钱探长不耐烦地道：“你啰嗦什么呀，叫你放你就放。往后你们抓人啊，得要好好的睁着眼睛才是。”
闵行的捕房设立在上海西郊的一个地方。
李灿英抱着她三岁的儿子，慢慢地走出监狱。她想：这一定是组织上在营救自己，否则，敌人不会一下子轻易的就把自己给放了。她担心，这次究竟有多少同志被捕，现在他们的情况怎样，她心中没有底。特别是那位为人儒雅，待人接物文质彬彬，真可谓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上级领导，但愿他一切平安无事。如果他有不测，那将对整个组织带来的损失难于估量，倒还不如让自己被长期关在里面好。
李灿英抱着儿子回到家。到家门口一看，一把作为联络暗号的拖把倒在那里，似乎心里宽慰了许多，毕竟后面前来参加会议的同志已经知道危险性。后面的同志是安全了。她后悔自己来不及把拖把搞倒就被敌人带上了警车。那是谁翻到了拖把，毫无疑问，这位同志一定趁敌人不注意翻到了拖把，他自己也已经被捕。那他究竟是谁呢？他现在被关在哪里？李灿英放下儿子，把拖把拿进屋里，忧心忡忡。
李灿英一边收拾屋子，一边在想：当务之急要了解这次究竟有哪些同志被捕，现在他们关在哪里，处境如何？
李灿英收拾好屋子，抱着儿子，看了看身后有没有“尾巴”，于是，就上了门前的一辆电车。
在一位可靠得同志那里，李灿英得知被捕得是彭海清同志，现在组织上正在积极想办法营救，其他同志幸免于难。而且得知彭海清同志并没有暴露，这感到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